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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艺谋这个咸阳老影友监制的48集电视剧《主角》自在CCTV-1套黄金时段开播以来，成为观众瞩目的焦点，点击率一下子达到了央视三年之最，《主角》中演唱的秦腔这一延续了秦人2500多年的剧种，重新成为西北人继甘肃安华秦腔之后谈论的主题。

　　秦腔，这个从黄土地沟沟壑壑吼出来的秦情，从大秦故地喊出来的秦声，从充满周秦汉唐雄风的秦韵，成为书写众多华剧的鼻祖源头，让我们不识的年轻一代，通过《主角》去重新抚摸秦腔的历史与魅力，无不是一件亲近家国情怀的好事。

　　秦腔，“十戏九不同”。但是，要说起陕西铜川的秦腔，我可能还是最有发言权的。

　　铜川市“北关剧院”是我父亲亲自筹集建造的，剧院的秦腔剧团是我父亲联系进驻的，北关剧院的经营是我父亲作为法人经理一手操办的。我从小在剧院玩耍，伴随着剧院里的秦腔剧团一起长大，无论铜川怎样发展演变，“秦腔是拴在我心上的铜川魂”这个事实，却是永远抹刷不去的。

　　在学校宣传队乐队的两位同学刘志必和刘青荣，退休后成为铜川南北公园里秦腔自乐班里的胡琴伴奏一把手，被誉为“南北二刘”；舞蹈队的杨百锁，至今带领着一支宣传队唱秦腔，依旧活跃在铜川新区周围；另一位乐队成员王伟民，也带着秦腔自乐班常年在蒲城县周边演出，成为我们全校的骄傲。

　　“有为王坐椅子脊背朝后，悔不该把腔子长在前头。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羊羔子他妈是母羊，女娃子长大变婆娘。......”这一段流行在铜川市双碑原一带的秦腔乱弹，我五十年代就会唱。这段挥之不去的唱词，是我随同在铜川市一中上学的两位舅舅王茂科、王盈科回双碑塬給羊割草时学来的。

　　两位舅舅家住陈炉镇双碑塬王家院。在圡窑相接的一大一小两个院子里，分别住着排行为三、四、五的三个外爷。其中，茂科舅的父亲、我的五外爷就是远近有名的前陈炉镇镇长王子文。而我的亲外爷王天祥排行老大，是住在陈炉镇湾里靠着烧制陶瓷为生的私营手艺人。因为陈炉镇较远，和亲舅舅王极周的来往相对也就少得多。

　　五外爷王子文本名叫王郁斌，1912年生人，1937年3月秘密加入中国，1938年5月起1946年10月任陈炉镇联保主任和陈炉镇镇长。1936年12月，贺龙率领红二方面军驻扎陈炉镇时，时在第二高级小学当事务员的外爷亲自为红军战士打扫房屋、准备桌凳、床板，并把贺龙安排住在西湾里我老姨家。解放后，五外爷被调任铜川县人民政府当秘书。

　　解放前夕，我家原住在西安市桥梓口，靠父亲经营一家专门经销景德镇细瓷的商店生活。那座小店门朝南，店前的青石台阶，是我儿时常坐玩耍的地方。解放了，五外爷派人找到我父亲，说是有重要事，让搬回同官县。

　　父亲在陈炉镇居住时，遵照五外爷的指意，曾经营着奶奶亲手织造的和从富平收购来的各色土布，土布的大部分盈利都交给五外爷，作为给陕北红军的军费。后来因为需求较大，就让父亲在三原县开了大门面，同时兼任起了同官、富平红区和三原白区两交界的交通。父亲在西安居住期间，要养活一家四口人，开销大，又赶上解放前的动乱年代，不久就失去了和五外爷的联系。

　　接到外爷带话，父亲卖掉瓷器店来到老同官县城南街，在街道理发馆隔壁租赁了一间经营小百货的门面房和后院一间住宿用的单面厦子房，就算安居乐业了。安顿妥当后，父亲带着我去到设在老城墙下西北角的县政府，在刚进大圆门洞靠右侧的办公室里，拜见了政府秘书五外爷。

　　时过不久，县上搞公私合营，父亲进了工商联。当时县城没有文化娱乐场所，按照外爷安排，父亲联系到了张志英、康兆顺等五家私营店主和会计，商议组建北关剧院。大家同意按资入股，按照出资多少进行盈利分红。

　　铜川县政府和相关部门先后下文，把北关印台山下的城隍庙神台建筑作为大舞台的基础来设计建造“北关剧院”。于是，父亲从五里铺火车站附近买来大量油毛毡和杨木椽，运回城隍庙大广场工地紧张施工，经过日夜兼程，一个多月后，一座有茶水供应的座池和护栏相围供站票者看戏的大剧场落成开张了。结束了在铜川看戏靠临时搭建舞台而没有室内戏院的历史。

　　剧院地面整体前低后高，座池内摆放着四排木制长条座椅，左右挨护栏各一行，中间合并摆放两行，形成南北两行行人大通道。座椅中间有扶手格档，靠椅背后装有一条15公分宽的木板，是专为观众放置茶壶、果品而设计的板条。

　　铜川剧院落成后，父亲到西安联系到一家叫做“蓝裙社”的秦腔演出团体落户北关剧院。这样以来，剧团有演出剧场作为根据地，不再忙于四处为找演出场地而奔波，剧院也有了固定的剧团演出收入，不仅一石二鸟，相互获利，而且，铜川县有了自己的秦剧团。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蓝裙社没有来铜川，反而是“正俗社”扎根到了北关剧院。

　　正俗社是1918年在西安南大街银匠会馆成立的，与易俗社、三意社鼎足而立，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陕西秦腔界的重要团体。1933年，毛氏兄弟将正俗社卖给任阁臣。

　　正俗社对秦腔音乐改良是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它确立泾阳、三原、高陵三县的方言为念白标准，改革伴奏方法为包腔伴奏，创新主奏乐器为板胡，并将主调式改为升F调，奠定了当时秦腔音乐的基础。它还开科办学，培养了李正敏等大量秦腔名流。

　　1952年，任阁臣恢复了正俗社并自任社长，於1955年无偿捐赠给还没有秦剧团的铜川县，剧团更名为铜川县秦剧团，兼演眉户，结束了铜川无秦剧团的历史。

　　铜川市在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始设铜官县，北周建德四年（575）改为同官县后沿袭，民国三十五年（1946）7月改称为铜川县。1958年4月5日，富平县、耀县、铜川县在“”中实行“三县合一”，成立了铜川市。从此，这个西北黑腰带上著名的煤都工业城市归属陕西省管辖。随之，1939年5月开工建设，1942 年春全线公里的咸铜铁路，也在次年迎来改造提升；仅一辆公共汽车并行驶在城关南街至川口两站之间的唯一公交线年正式开通。

　　铜川市的成立，市辖地盘的扩大，铁路运力的提升，煤矿产量的增加，经济市场的盘活，使得全市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愿望愈加强烈。依照当时各县情况，铜川市把城关的铜川秦剧团定名为铜川市秦剧一团，把耀县秦剧团定为铜川市秦剧二团，富平县秦剧团定名为铜川市秦剧三团。

　　三个秦剧团的改名，为剧团带来了竞争机制，也提升了三个剧团各自的保团的剧目和名角知名度。

　　一团的名角是须生陈振民，文武生王瑞华，正小旦张惠侠，丑角王天易以及后起之秀桥慷慨，剧目则是张惠侠主演的《三娘教子》；二团名角是须生陈仁义，名剧是他主演的《下河东》；三团的名剧记忆中则是《安安送米》和王玉珊根据川剧和越剧《情探》移植改编的阿宫腔《王魁负义》。名角主打是李珍珠《打神告庙》中的水袖；赵云侠《活捉》中的吹灰“变脸”、柏富荣“判官耍牙”。尤其是阿宫腔《王魁负义》的脱颖而出，轰动剧坛。不仅演技高超，各种评论文章见诸报端，应邀进京献演，引起京城轰动，受到、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自从有了剧院，来这里演出的剧团一个接一个。除过秦腔，还有豫剧、评剧、晋剧、话剧、相声、舞蹈、马戏、杂技。有时还会经常放映电影。

　　演电影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演电影不需要给演员烧水，免去了我母亲拉大风箱的疾苦。而且，我还可以到后台去看各种演员的化妆。也有演员不文明，在白墙上随意画画留言。其中，“演员真正美，整天拜天地，喇叭一响完，又来好剧团。”是我记得最清的一首打油诗。

　　离铜川县政府对面不远处，是我就读的铜川县城关第一完全小学。我的班主任邵德荣是个秦腔迷，也是秦腔板胡演奏爱好者，经常利用下午学生到校上课前的时间，到教室演奏板胡，演奏秦腔牌子曲是他的拿手好戏。当他得知我的父母都在北关剧院工作，就不时动员我学唱戏。

　　在此期间，秦剧一团的几个老师，看到我有唱戏的天分，也不时劝说我母亲，想让我拜他们为师，传教我沿袭传承的秦剧艺术。

　　在北关剧院院子里，经常看到老师们早起吊嗓子练唱功，跑场子练武功，也能看到舞台美术老师做道具、画布景。我喜欢画龙，也是从一团编排表现铜川煤矿故事的现代戏《矿海乌龙》开始的。舞台电打背景的那条大龙神气活现，而龙身表现的是装满黑煤的矿车。每天晚上看他们排练这场大戏，有时导演对做不到位的演员严厉训斥，毫不留情。其中有平时喜欢和我玩耍、调侃，关系很要好的，让我心里一时五味杂陈。学戏的事我心里也跟着凉了下来。

　　后来，亲戚和邻居也都说“书房戏房，害娃的地方”，不同意母亲送我去学戏，加上父亲那时又不在家，这件事就彻底压了下来。不久，县城河东一位小名叫“狗蛋”的孩子进了秦剧团，却成为大家点赞的焦点，也多少引起我们这些小伙伴的羡慕。

　　经常泡在剧院里，从早到晚，往耳朵里灌的都是秦戏之声，不是鼓板弦乐，就是各种角色吊嗓练声的不同唱腔。长此以往，近朱者赤，自己学会的小唱段也真不少。不仅对须生、小生、特别对铁面无私的“黑头包公”情有独钟。为了把剧词背完整，就把母亲给的零花钱攒下来，到新华书店买回来折子戏唱本，把《铡美案》里的前三对、后三对，《打銮驾》、《杀庙》等唱词和《辕门斩子》杨延景、《三滴血》、现代剧《三世仇》王老五中唱段，几乎都背了下来，就连眉户剧《梁秋燕》中的挖菜以及后来的豫剧《花木兰》《朝阳沟》和《红楼梦》中宝玉哭林黛玉的唱段，也都模仿学唱了不少。

　　剧院里一旦放映电影或者是上演西安周化一的杂技魔术，身后边总有发小“走后门”。我利用高峰时帮服务员收票的机会，“贪污”几张，然后偷偷传给他们。母亲发现后，把我批评“教育”了好多次，上的肌肉没有少尝痛的味道。

　　小学四年级后半学期，班主任邵德荣老师听说我学了不少黑脸包公戏，下午上学一到教室，就一再催我亮相。无奈之下，唱了包公询问陈世美的那段，他听后十分高兴，立马取来板胡伴奏。从此，只要下午到校，邵老师就把泡好茶的带盖大缸子往讲台上一放，他拉我唱，成了我们的“必上课”。

　　为了“必上课”，我抓紧读剧本，也从中加深了对剧情历史背景的了解，也熟记下戏剧千锤百炼继承下来的叙事词句的韵律，为自己日后的文艺创作和文学写作打下了丁点基础。

　　学校课表上的周六下午是“自由活动”，一般由班上安排。在一个雨后的周六下午，班主任请了相好的两位老师来教室，看他给我的秦腔板胡伴奏。

　　“曾不记端阳节朝见万岁，咱二人班房叙家基。提起父母你暗流泪，提起妻子你心着急。那时为臣生一计，劝你回头莫迟疑。”她母子进宫去找你，你不该拳打又足踢，逼她母子离京地，又要杀她差韩琦......，这段包拯斥责陈世美不认妻儿、企图灭口的戏词，是《铡美案》剧中最具代表性的唱段，是这部中国传统戏剧经典剧目中的主要情节，更是塑造包拯铁面无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高大形象和断案如神、影响力深远的关键表现，是老百姓最喜欢看到的结果。

　　包公唱段的发声，完全是靠喉头和舌根的挤压，用一股强气力瞬间冲击声带吼出的，这个“吼”的过程，还须力求字正腔圆，是相当费劲的。吼的时间一长，嗓子感到发干或发痒，就是需要休息的提示！

　　不幸的是，那次演唱因为现场有其他老师鼓劲，邵老师板胡拉的正在气盛，压根顾忌不到我的感受。我说了几次“嗓子太干太痒”，他只是把讲台上的大茶缸揭开盖子递给我说，“喝几口，润润嗓子就好了。”岂不知就是这几口凉茶，把嗓子“打了”，痛了好几天不说，从此再也吼不成包公的戏词了。

　　母亲知道这件事后，心疼我的处境，也暗自庆幸我身体没有大碍，也会断了我想学唱戏的念想。

　　剧团丑角王天易听到我嗓子坏了的消息，两只手捂住我的脸，一边摇一边说，“摇摇头，摇摇脑，不出三天就好了！”说也奇怪，三天以后，我的嗓子真的不那么疼了。

　　1960年，我考入正在王益村建校时的铜川市第三中学，成为该校首届学员。首任校长是原陕西省粮食厅厅长殷保义，听说我唱秦腔把嗓子打了不能再唱“黑脸”，就在首届“篝火晚会”上，特意安排了《三滴血》里无伴奏的小生唱段：“四处寻父寻不见，心中好似钢刀剜，闻听五台佛灵验，上得山来为求签。”赢得了老师同学的掌声。为了记住殷校长，我特意保留了这个唱段，以怀念他对我在校学习乃至毕业报考大专院校志愿的爱护与关照。

　　1968年，处于国际形势和国内“备战备荒”的急需，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决定把我们这些在校等待国家统一分配的大专院校毕业生，抽出相当一部分去纺织厂充实一线当工人，以保证对织造军用布匹的生产。作为校宣传队队长，我被工宣队指定为领队，带其余七名同学到党的“八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赵梦桃和全国学习思想积极分子吴桂贤所在咸阳的国营西北第一棉纺织厂报到，和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陕西体育学院等300多名大专院校学生一起进车间当工人。

　　1969年元月19日报到后当月，我被驻厂军宣队和厂革委会挑选到厂宣传队排练节目，参加春节下部队的拥军慰问演出。再后来，吴桂贤当选为“九大代表”，四届人大是又当选为首位国务院女副总理，她所在的国棉一厂一下子成为接待国际友人和国内学习单位的热门。厂文艺队接待外宾的文艺演出，成为工厂的第一要务。

　　厂文艺队有8名西安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大贝斯大提琴杨宏业，唢呐焦杰，琵琶郑竹业、刘琦，二胡张立林，钢琴张全运，古筝孙富华，女声郑军，加上原来厂子的文艺队员和进厂学生，秦腔清唱、钢琴伴唱、眉户小剧、芭蕾舞剧《白毛女》窗花舞、女声小合唱、表演唱《纺织工人之歌》，小舞剧《木头手榴弹》全省出名。不仅和日本齿轮座剧团在西安大厦同台演出，而且为接待西哈努克亲王，乐队和演员组成的器乐合奏《地道战》多达40多人，陕西乐团作曲、指挥油达民来厂指导时，乐队阵容和乐感令他大吃一惊、赞口不绝。

　　2003年，我加入了前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创建的中国民俗摄影协会，次年报请设立了西部工作站，年底冬天在八达岭长城宾馆举办首届理论培训班，认识了全国各地不少协会领导，由于西北独具的地域优势，我被推选为常务理事，一干，就是五届。每年出席协会常务理事会或者年会，各地老师总会让来自黄土高坡的我“二选一”出节目：要么来一首陕北民歌，要么来一段陕西秦腔。

　　经过连续多年的文艺排演和创作培训，我在践行中得到了充实和提高。无论是出席全国各种会议，还是在深圳十多年与朋友们相聚，我都会根据不同环境里的不同对象现场编词，来一段《信天游》，如有需要，就再来上一两段段秦腔清唱助兴。这不仅成为我展示和宣传陕西的好形式，也因此结识了更多的好朋友。

　　如今，像我们解放前出生的这些四零后，最小的也是年近八秩。但时光刻印在脑海中的印痕，却深深留驻不肯褪去：铜川北关剧院和秦腔剧团的那些老师、演员和他们曾经的故事，却刻绘在记忆的帷幕上，与他们在共时通往未知的通途，伴随着秦腔古老苍凉的艺史，演绎着坐念打唱，闪亮不同场次的“八大绝活”，定格在非遗的长河中，或生或灭。......

　　铜川秦腔，在我们这一代铜川人的岁月里，带来了不少儿时欢乐时光与难忘，可歌可泣的人生故事也如同秦腔，成为挥之不去的弦乐灵音，掩藏不住的瑰宝，永远的向往与牵系的灵魂。

　　盯着电视剧《主角》里的一帧帧画面，勾起铜川秦腔情缘里的一幕幕情景，往事虽如烟，却依旧历历在目。

　　感谢陈彦老师的小说原著，感谢乡党影友张艺谋的亲自监制，感谢剧组每个人的精心付出，更感谢央视在黄金时段的连续播出。看《主角》，让我再过一把秦腔瘾，读《主角》，再忆一个铜川秦腔剧团里的易青娥......。

　　2020年5月5日，为了发挥张艺谋世界电影著名导演和国家文化形象总策划的名人效应，以此带动咸阳乃至陕西的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我曾写了一封《给陕西省刘国中省长的信》，建议在咸阳建造一座“张艺谋·国际摄影博物馆”或者影视纪念馆，以彰显其70年代从咸阳学习摄影的成就到现今的影视成果在馆里予以系统展示，作为拉动、提升和带动文旅经济发展的标杆。省长阅后将信转到咸阳市政府，政府交于咸阳市文化旅游局落实。而后，息文物科长把局里研究的《批复》以形式交于本人，决定联合市总工会和市文联共议而动。

　　时过境迁。六年了，刘省长已经从升任省委书记进而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可咸阳市文旅局承诺要落实张艺谋纪念馆的消息却泥牛入海，无了下文。这件事没有了“主角”，省长的批文只能成为“注脚”，官场换届只接权力而从不传棒的恶习，恐怕只会让这件事就像《主角》里的老艺人结局一样，一走一散一灭了之。2026年电影票房收入已经超过154亿元，那位鼓噪一时，极力反对用纳税人建馆的女网民，也不知此时又有何感想。

　　台灯下，斟满朋友送来的这瓶陕西古秦洋酒厂生产的“麒宇”牌醉长安，念叨几句自编的信天游，作为了却这篇即兴而写的秦腔往事吧。

　　作者简介：王雪峰，笔名鲁华，藏教法名贡嘎尼玛，资深媒体和策展人，生于富平，长于铜川，工于咸阳，大专文化。曾任中央电视台央视网交通频道和中国网交通频道陕西栏目组副主任，中国国际商学院（香港）监事，中国卓越摄影家协会（香港）理事，香港《丝路》杂志总编辑，香港《中国旅游信息报》摄影记者兼西部工作站站长，《陕西市政》杂志编辑，企业信息报记者和咸阳记者站站长，陕西广播电视报、西北信息报、三秦广播电视报、咸阳广播电视报、人民摄影报、海峡摄影杂志记者等，是陕西雪峰文化策划传播有限公司金牌策划和影像西部网创始人。

　　本人为中国老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摄影协会前常务理事兼西部工作站站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对话”项目推广人，陕西书画艺术协会会员、陕西省楹联学会会员、陕西省摄影家协会会员、深圳市民俗摄影学会会员、深圳玉同书画院顾问、戚山寺民俗顾问、咸阳市作家协会会员，香港丝路发现专刊杂志社执行社长兼总编辑，《摄影沙龙》总编辑。五十多年来，采访足迹遍布祖国各地，并率团出访欧洲荷、比、德、列、瑞、法、意、梵八国和港、澳、大湾区，拍摄和采写了大量的文化史料，为抢救性记录文化遗产做出了积极贡献，被授予中国民俗摄影协会优秀会员。事迹被《世界名人录》与《陕西文化名人大辞典》等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