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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末，由网友组成的三个公民独立调查团抵达乐清进行了实地调查，但均没有发现钱云会被谋杀的证据，并将此结论在网上公布。尽管一部分网友对此调查结果仍持怀疑态度，但是这些调查团作为来自微博的网友所组成的独立的第三方，其结论也获得了许多人的信赖，这对于此案所受到的质疑的逐渐平息起了到良好的作用。尽管我们难以期望这种调查团在调查手段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实际能得出多少富有价值的结论，但是伴随着大量网民对此案持续的讨论，调查团的出现并付诸实践，为公民参与司法迈出了开创性的一步，法治精神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彰显，普通民众的法治意识也得到了积极的培育。相比曾经广泛开展的单向的送法下乡，微博上关于法律事件的开放性探讨或许起到了更好的效果。

　　当前微博表现出一个明显的特点，那便是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新闻源，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媒体舆论场。在微博时代到来之前，公众对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的了解主要来自于专业媒体的报道。而到了微博时代，大量新闻报道越来越多地依靠参与者和目击者所提供的信息。于是，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新闻发布的源头，“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真相的披露者，人人都有发言权”。于是，传统媒体的责任也开始发生转变，“更多地解释新闻，更多地做深入的调查”［2］。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微博自然也成为涉及法律问题的新闻事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源头。这些新闻事件通过微博发布之后，很容易引起成千上万的网民集体关注，而处于这些新闻事件漩涡之中的人们的合法权益，自然也就成为众人关切的焦点。微博所具有的这种强大的力量，甚至促使博友惊呼：“上诉不如、不如上网。”

　　比如，2010年9月16日，江西省宜黄县的钟氏姐妹因家中拆迁问题准备赴京参加凤凰卫视的节目录制，却被宜黄政府机构的人员堵在了南昌机场的厕所里。无奈之下，姐妹二人只得向一位记者电话求助，而后者则立即通过微博对此“女厕攻防战”进行了“现场直播”。此事被披露引发宜黄当地多名官员被免，而众多网友也对钟氏一家的困难提供了实际的帮助。事后，钟氏姐妹之一钟如九感受到了微博的力量，不再鸣冤，而是像许多人一样选择了微博维权。合法权益竟然通过微博的爆料才得以关注并受到重视，这当然是微博所体现出来的一个全新的功能。但是，微博维权不是常态现象，我们无法借助微博来实现所有合法权益的维护，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通过微博维权实际上也强烈地折射出现实法治的困境。

　　2010年11月23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公安局利通区分局跨省对王鹏进行了错误的刑事拘留。几天后，关于此事件的消息出现在微博上，随即得到了大范围的转载，此案连续几天成为微博的热点线时，“王鹏诽谤案”名列微博热门话题榜前列，提及次数达20650次。［3］很快，被以涉嫌**刑事拘留9天的王鹏，在舆论和公众的监督下终于恢复了自由。诸如王鹏案中的不法行为通过微博被曝光，立即便可能达到大范围的关注，新闻媒体也会相应地对这些事件尝试挖掘和追踪报道。微博上的社会监督和媒体的新闻监督所形成的合力给不法行为带来巨大的压力，从而促成相关行为得到妥善纠正。当一起又一起的不法行为被曝光，当一批又一批的网民加入揭恶扬善、荡浊扬清的正义大军，法治建设随着民众的广泛参与而呈现出新的气象。4.微博作为官民互动的链接点，成为推动政务公开的新窗口

　　跟随，其言论所带来的巨大传播效应已经为一些商家所觉察，从而诸如买卖“粉丝”、炮制“粉丝”的情况不断出现。而且，一些人假冒名人开通微博以吸引“粉丝”、实现广告效应的情况也屡见不鲜。此外，名人微博的巨大影响力还可能导致难以估量的负面效应。2011年8月24日，巨人网络董事长史玉柱在其微博上批评中国人寿，同时抬高民生银行，该微博立马被网友迅速转发并搅动市场，造成民生银行的股价异常波动。民生银行的股价波动到底是一种巧合还是直接由史玉柱发布的上述微博所致，实际上很难简单区分；这种名人在微博上发布的言论与股价波动之间到底是否存在法律的因果关系，也很难厘清。不过，这一事件已经明显地反映出，名人的言论的确有可能对社会经济秩序构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然而，对于名人微博所出现的这种乱象，根据目前的法律规定还很难加以有效应对，亟需法律根据微博的全新特点而进行有针对性的回应。上文所归纳的仅仅是微博时代的法治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中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实际存在的问题远不止这几点。比如，著名体育评论员黄健翔抄袭他人的微博内容，曾一度引发过著作权方面的纠纷。于是，一条微博中所包含的简短的文章是否达到了《著作权法》对独创性的要求，需要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加以更加深入的分析和回应。又如，近年来药家鑫和李昌奎两案所凸显出来的民意可能影响司法的困境，在微博时代更加放大，如何在未来避免非理性的网络民意牵引司法判决，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难题。与此同时，微博时代的法治还面临着执法和维权方面的诸多挑战。比如，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第一时间利用微博辟谣；网易也开通“微辟谣”；腾讯、搜狐则开通了“谣言终结者”。除了官方账号外，完全由民间人士组成的“辟谣联盟”也于2011年5月18日在新浪微博安家，致力于对社会生活中受到广泛关注的事件及时进行澄清。总的来说，微博辟谣平台的出现为遏制和粉碎谣言提供了一种新的应对途径，为微博空间的法治秩序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然而，从微博辟谣的整体效果来看，却难以达到许多网民的期待，微博辟谣机制内在的缺陷也未得到有效克服。首先，从微博辟谣的信息公布方式来看，它一般只对谣言及事实予以公布，而对造谣者的个人信息并不公开（实际上在并不强制用户实名注册的情况下也谈不上公开）。这种软弱的“执法”，极大地降低了再次造谣、重复造谣的成本，可能令造谣者肆无忌惮。其次，从微博辟谣的执行机制来看，它往往是针对一个一个的谣言分别辟谣，似乎总是在谣言的背后疲于奔命，较为欠缺应对谣言的长效办法。

　　的对策。［8］比如，对于一些敏感的内容和敏感的人，新浪微博一直进行着监控。而对于普通用户偶尔发布的敏感信息，也会在后台进行及时处理。就此而言，新浪微博的内容基本上是全审核的。［9］不可否认，对微博用户进行预先审查和内容监管对于维持微博中的法治秩序是必需的，而且这也是各个网站的微博平台正常运转的内在要求，而不至于因充斥敏感信息而被主管部门关停。但是，对敏感人物和敏感信息进行所谓的监管，在某些情况下实际上也面临着合法性危机。比如，有些特定网友的微博内容经常会被管理人员无端删除或屏蔽，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连账号也会直接被系统删除。换言之，微博本身所提供的自由言论与它对这种自由言论设置的限制已经形成了冲突。因此，如何保持微博平台本身的运营安全与自由言论的平衡，如何明确敏感人物及敏感信息的评价标准，将是微博在未来的发展中所必须厘清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微博正常运转秩序的维护与微博时代法治建设的深入开展无疑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多管齐下地加以推进。如上所列举的几项措施都主要是从微博运营商的角度来加以阐述的，实际上与微博相关的主体对于微博时代的法治秩序的维护都大有可为。除了微博用户应当加强自律外，政府管理部门也应当更加密切地关注微博的发展动向，将自身的职权合理、有效地行使在微博秩序的维护之中。比如，政府可以考虑制定一些专门性的规章条例，有针对性地对微博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规制，从而对微博中的不当言论和行为形成更加有效的威慑，也为惩罚提供更加强有力的保障。政府也可以考虑同微博运营商一道，针对微博中出现的纠纷提供一种便捷、有效的解决机制，从而有利于及时化解矛盾，避免出现进一步的“网络**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