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体育官方网站- OD体育APP下载- 世界杯指定投注平台返本开新：2024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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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之年，也是学习贯彻习文化思想、不断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新起点。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文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学术资源发现平台为数据库，通过检索“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特色新闻学”“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习文化思想 & 新闻”等主题词，人工剔除重复项和无关项后，共计获得相关学术论文284篇。这一年，数家新闻传播学期刊以特稿、专题及专栏的形式发表相关研究，彰显新闻传播学界的理论深度与时代担当，起到了学术引领作用。其中，《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记者》《新闻界》《传媒观察》《新闻春秋》等常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栏目；《国际新闻界》《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等刊物开设“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专栏；《现代传播》《当代传播》刊物则以特稿、专题等形式刊载“习文化思想研究”和“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相关成果。2024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返本开新，既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挖掘其理论根源，又观照其在中国领导下的历史实践进程和最新理论成果，展现出正本清源、多维探讨、体用贯通的鲜明特征。

　　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一些学者重返原点，进一步挖掘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起源”。宗益祥（2024）从马克思中学毕业作文着眼，认为其早在中学时代“就已经形成一种并未言明但深层支配的启蒙主义新闻观”，并进一步反思马克思新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提倡“深层历史文本解读”，避免“教条语录情结”。在探讨马克思新闻思想起源时，也不应停留在报刊活动和新闻论述，而应具备更广阔的视角。叶俊（2024a）考察了作为马克思哲学思想起点的《博士论文》，发现其实践哲学、时空观念等均为其新闻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哲学启蒙作用。从“国家观”之差异着眼，朱至刚（2024）剖析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得以生成的历史语境，同时强调该文本的思想史价值，是全面批判旧普鲁士意识形态的先声。

　　另一些研究者聚焦原始史料、深入文本，重新考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办报实践与新闻思想。其中，以陈力丹教授及其团队贡献最为突出，通过对马恩德文原典的翻译，先后在《新闻与传播研究》《传媒观察》等刊物发表十余篇论文。陈力丹等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仅包括党报实践与理论，也包括党报政治传播方式方法和策略。其聚焦恩格斯写作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详细考察了马恩等人为小册子策划的大规模宣传互动，使其在德国迅速传播，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德国重新崛起的起点（陈力丹，荣雪燕，2024a）。研究进一步强调书评、书讯在传播小册子中的先导作用，并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将恩格斯撰写的《〈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简介》及衍生出的7篇《简介》首次进行翻译，为深入研究提供文本基础（陈力丹，荣雪燕，2024b）。

　　由于语言的隔阂，不少研究在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导师论述时存在着偏差与误读。熊壮和陈力丹（2024）分析了四例研究中频繁出现的引证错误，主张重思“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一论述，对马新观经典论著做到准确、全面引证。在具体研究中，陈力丹团队持续进行马恩原典的编译工作，查错纠偏的同时深化了马新观经典研究。对于马克思著作与手稿中频繁出现的Kommunikation（传播）、Verkehr（交往）等概念，陈力丹与闫艳（2024）以MEGA2为依据，统计相关词汇，对照《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译文，确认两个词语多被汉译为“交通”“运输”，而非“交往”或“通讯”，指出这无形中遮蔽了马克思主义丰富的传播观。通过对恩格斯编写的关于意大利第一次独立战争的百篇新闻报道的首次翻译，张月与陈力丹（2024）论述了恩格斯追求“事实核查”的新闻思想，提出恩格斯的相关认识正是遵循新闻工作规律的表现，符合唯物史观的认识论。

　　“群众路线”是中国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在新闻宣传工作中，直接表现为“群众办报”，并通过新闻实践逐渐发展为党报理论的重要内容（马宇涵，郝雨，2024）。孙江、刘岳麓（2024）指出，以往关于《新华日报》践行“群众路线”的研究偏好挖掘新史料而忽略理论剖析。基于此，其在统合多元史料的基础上，系统考察了重庆《新华日报》践行“群众路线”的缘由、路径和价值意义。武志勇和徐星星（2024）以中国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相关报告与决议为分析对象，探究了中国新闻宣传工作“群众路线”思想的“变”与“不变”。史承杰（2024）聚焦《经济日报》对“关广梅现象”的报道及引发的相关讨论，认为此一个案展现了党报自我革新的过程，充分践行了“群众路线”，并融入了旗帜鲜明的“人民性”特点。胡钰和赵晋乙（2024）立足传播新语境，发现新闻生态虽已剧变，主流媒体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感传播，践行了“群众路线”。

　　作为中国新闻宣传实践的关键部分，“党报党刊”一直以来颇受关注。汪金汉（2024）以《红色中华》为个案，引入视觉修辞视角，认为该报通过情境接合、符号表征以及文本互文等途径完成了对“扩红”话语的生产与流动，实现了有效视觉传播。周玉顺（2024a）关注《群众》周刊，分析其各阶段的机动出版发行策略，指出该刊广泛影响了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学生群体，成为革命的“指路明灯”。刘鹏和沈荟（2024）引入仪式理论，以《头版春秋》为经验材料，梳理了报刊“对表”的起源、实践、象征意义及功能。主张“对表”作为党报编辑工作中的新闻常规，既是党和国家政治秩序的延伸和表征，也是对以党中央、特别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为核心的政治权威秩序的象征性建构。龙伟和徐洋（2024）以中国早期的党、团刊物的文本流通为对象，主张信息流通能力很大程度决定和制约着政党的组织模式及其革命动能，甚至直接影响革命成败。《解放日报》作为党第一份每日出版的大型中央机关报，仍是本年度重点研究对象。研究者或以其为主体，或以其为史料，对“党的初心和使命”（郭国昌，2024）、党的形象塑造（徐方平，张昊，2024）、“大众化”文化建构导向（高哲，2024）、“文艺”副刊建设（李世坤，2024）等进行探究。

　　另有研究者从“阅读史”着眼，对党报党刊的读者群体及阅读行为展开探索。战争时期，报刊虽流通受限，但仍作为传递新闻的主要媒介，受到各阶层民众关注。而不同群体在报刊阅读中有各异的体验与感悟，揭橥了普通民众的社会境遇和精神世界（蒋建国，2024a）。通过对日记、书信、回忆录等史料的分析，蒋建国考察了延安时期报刊的“个体阅读”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群体阅读”。对于中国在国统区最具影响力的大报《新华日报》，其亦从新闻消费角度着眼，认为该报注重读者需求，采取低价推销、报童直送等发行方式，在“普通社会”赢得了广泛赞誉（蒋建国，2024b）。向莲君（2024）梳理了初代知识分子如何在“主义”混杂的五四前后，通过“集体阅读”学习马克思主义并有效组织建党。

　　除了报刊，中国在革命时期的宣传实践中创造并使用了多元“基层媒介”，在动员民众、宣传政策、治理基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中，“冬学”作为一种构造革命心灵的基层传播新形态，在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宣传动员中十分关键，是中国传播政治文化，以宣教方式构筑“无所不知”“无处不在”集体生活气候以改造民众意识的典型实践（石尚上，2024）。陈佳怡（2024）关注延安木刻版画的图像话语建构和实践过程，认为通过塑造“生活颂”和“斗争乐”两种话语，实现“新生活”政治理想可见化，发挥了传递政党理念和动员民众的功能。邓绍根、强若琳（2024b）考察了流通于晋冀鲁豫前线部队的“门板报”，认为其作为一种贯彻“全党全军办报”方针的基层宣传动员创新形态，凸显了“最广泛的群众性”。

　　“宣传动员”是革命时期中国开展各项工作的重要抓手，十分关键。除了上述以媒介为主体进行考察，研究者也从形式、策略、方法维度展开论述。赵新利、牛昆（2024）考察了革命时期中国“孤立极少数，团结大多数”对敌宣传策略的确立与实践，认为其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丁丽琼（2024）引入情感史视野，对中央苏区时期中国情感体制的确立过程进行考察，指出情感不仅是理解中国精神特质和政权合法性的关键切入点，也有助于反思强大宣传动员能力的深层影响。新闻与文艺渊源深厚，向芬、余越（2024）关注“新闻报道剧”的出现、创作机制和影响，考察新闻战线与文艺战线如何合力，实现新文化从中央到地方的观念落地和路径实践。

　　除了内宣，不少学者关注中国的对外宣传实践。中国自成立之日起就注重对外话语权建构，同时也遭受不同力量的话语压制与封锁。中央苏区时期，中国面临共产国际的话语垄断和的话语绞杀，通过挖掘话语资源、丰富话语内容、创新话语形式等途径，党在博弈中建构起符合国情的“本土化”话语体系和对外线）整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献，主张对该时期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的深入研究，可为增强当今国际传播能力、讲好中国故事提供有益镜鉴。作为远距离迅速传递信息的传播技术，无线电在对外宣传中优势显著。20世纪30-40年代，无线电报的应用开启了党的电子媒介实践历程，勾联了中国与国内外民众的联系（习少颖，高枫，2024）。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不仅拉开红色广播的序幕，显示出强烈的“灯塔”效应（艾红红，2024），其外文广播还作为党对外工作的重要窗口，在抗战时期发挥政治宣传作用（郭倩，2024）。张秀丽和马骁（2024）对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在港报刊的媒介实践与政治说服展开研究，认为在港报刊借助组织宣传、设置议程、文艺助阵等方式，聚合“中间派”的情感和想象，构建了政治认同。高金萍、李庆豪（2024）深描了党不同阶段新闻发布活动的创新理念与路径，强调新闻发布是际传播能力的具象化活动，为党全球形象传播提供了制度保障。

　　2024年，习在多个场合对新闻舆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就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改革、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等三项举措提出明确要求。9月25日，习给中国传媒大学全体师生的回信，殷切表达了党中央对新闻传播教育的期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新闻舆论工作需要，突出办学特色，深化改革创新，不断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新闻传播人才，为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10月，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习强调要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创新开展网络外宣，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这些都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最新成果。新闻学界一方面加强了习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的学习与阐释，尤其聚焦习文化思想进行研究，另一方面着力于学科建设，围绕加快构建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展开论述。

　　首先是“体”，即习文化思想的理论观点。从生成逻辑看，习文化思想既是党百年文化事业建设的理论升华，也是习个人从政经历的实践总结。这一思想在继承创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化思想的同时，创造性转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郑保卫，郑权，2024a）。从主要内容看，习文化思想提出了“九个坚持”“十四个强调”等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如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重大问题（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课题组，2024）。从总体特点看，习文化思想是基于思想源流、内涵体系、文化实践维度的整体性文化建设思想体系（王仕勇，曹文扬，2024）。概括来说，习文化思想不仅展现出理论创新和实践伟力，也开创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

　　其次是“用”，即习文化思想指导下的具体实践。丁柏铨（2024a）认为习文化思想可对新闻舆论工作的多个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包括提高新闻工作者认知、引领新闻舆论工作思想和方法等。其还从中国式现代化着眼，强调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在习文化思想的指导下，在新闻舆论工作方面不懈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文化根基（丁柏铨，2024b）。朱鸿军、王涛（2024）探究了习文化思想指引下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适配理论，认为“全党办媒体”更符合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规律，既有利于体制内主流媒体的转型，也为体制外新媒体发展提供理论指南。齐爱军和张箫（2024）从“党的文化领导权”“新的文化使命”等创新理论出发，以习文化思想的“体用”框架分析党新闻舆论工作的本质属性、战略要求及内生动力。涂凌波、杨靖毅（2024）基于近年来我国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文化实践，考察新闻传播活动具有何种文化向度，厘清新闻与文化的关系，并分析如何承担新的文化使命。

　　学术论文方面，研究者一方面回溯历史，对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历程进行梳理，周勇、李昊凯（2024）梳理了中国新闻传播学百年历史及其特征，认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需要重返实践基点，处理好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匹配问题。向芬（2024）对新闻传播学“中国学派”问题进行历时性考察，梳理了新闻传播学在中国发展的历程和模式转换，强调应通过提高知识创新能力构建本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另一方面关注当下，强调学科建设应与时俱进。张涛甫和翁之颢（2024）立足智能传播技术发展，主张新闻传播学应当立足新的实践语境，从概念、知识、观念和文化四个层次着手，实现知识体系更新。“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新闻传播学学术界的一项重要使命”，叶俊（2024b）考察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建设的历史进程、院校经验和现实困境，指出新时代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从时代之需、学术自觉、理论根基三方面着力。知识源于实践，又回到实践。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终极呈现方式是不同形式的实践方式。因此，当代中国新闻学知识体系构建的实践指向是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杨保军，2024a）。

　　“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这项工程的基础是标志性概念建设，及基于概念基础而形成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范畴”（胡正荣，叶俊，2024）。杨保军（2024b）认为，“自主概念”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并从构建主体、客观对象、世界、跨学科等维度对新闻学“自主概念”的来源作出系统考察。当前新闻学基本概念对新闻实践解释力的式微，不仅是危机，更是机遇。面对变革中的新闻业，新闻学需要立足实践，重塑基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从而推动新闻学知识体系创新（王润泽，武家璇，2024）。从实践出发，王润泽、米湘月（2024）提出勾连主、客观世界的“新闻世界”概念，为新闻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元概念。

　　“概念”之外，研究者集思广益，从不同维度对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路径进行探析。赵月枝（2024）梳理了古今中外传播研究中的“发展”议题，认为应将发展问题作为总体性框架，并据此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邓建国（2024）从“元问题”出发，厘清建构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必要性和既有话语策略的同时，就具体实现路径进行阐释，主张采取“求似析异，文明互鉴”的路径。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媒体融合建设使新闻传播学的学科自主性不断增强，在其基础上产生的融合新闻学、数字新闻学等，也为新闻传播学的知识体系、理论框架创造了更丰富的内涵（曾祥敏，刘思琦，2024）。赵静和张涛甫（2024）强调新闻传播学知识生产要摆脱主体性缺位，立足中国场域，贯通文化传统，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赋能。另有研究者从“公共传播”着眼，认为其能回应社会需求、增益理性精神，可作为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一种范式探索（张淑华，王子健，2024）。

　　除上述研究外，相关数据显示，2024年共计有11项马新观项目获得国家社科基金支持，其中重点项目2项，一般、青年和西部项目共计9项。学术会议方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高校均围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习文化思想”“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等主题举办学术会议和研讨班（复旦大学，2024）。其中，由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牵头举办的“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自2004年第一届举办以来，共计已召开21次，被誉为“观察党报的窗口，宣传党报的讲台”；中国人民大学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骨干师资高级研修班”自2018年至今已连续开展6期，共计培训了三百余名高校教师和新闻从业者；复旦大学的“全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论坛”业已举办五届。上述会议、论坛和研修班，立足中国，与时俱进，为马新观研究者提供了学术交流与争鸣的开放平台。

　　综上所述，2024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贯通历史与当下，观照国内与国际，融合理论与实践，产出一批优秀成果。通过对马恩列等革命导师办报实践和新闻思想的考辨与重思，学界重返原点，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经典研究，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中国新闻事业的多维探讨，拓展马新观研究视野的同时，为理解和推动当代新闻事业发展提供理论资源和实践指导；“体用”结合下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考察，展现出学界的学术自觉与时代担当。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文化思想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进一步研究指明了方向，新的一年，我们期待着马新观领域的研究者立足中国、回应时代，锐意进取、持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中迈向新高度、实现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