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OD体育官方网站- OD体育APP下载- 世界杯指定投注平台彬：新闻与新闻学若干关键问题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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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我颇有同感，近年来的著述或因此而起，或为此而作：《新中国新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新时代新闻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中国道路新闻论》（新华出版社，2021），《从“清华”到“河大”：一个黄河学者的新闻思考》（河南大学出版社，2021），《中国特色新闻论》（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24）等，以及《也谈记者》（《青年记者》2020年第36期）、《新中国新闻学知识图谱：从人民新闻学到中国新闻学》（《兰州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与李飞博士合作）、《“保卫新闻学”： 略论中国新闻学的学科建设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24年9月）。2019年10月，我与赵月枝教授主编的“中国新闻学丛书”第一辑付梓，《青年记者》对我们做了访谈，其中提出的中国新闻学十大原则，也在回应此类关键问题：

　　首先，需要明确新闻与新闻学所指为何。大略说来，目前并存的新闻与新闻学犹如“三国演义”，即中国新闻学（或称中国特色新闻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美国新闻学（所谓“第四权力”、“无冕之王”、专业主义，以及貌似去政治化的“建设性新闻”“数据新闻”“计算新闻”等），民国新闻学（胡适、新记《大公报》、“四不主义”等）。进而言之，无非“汉贼不两立”的中国新闻学与美国新闻学（民国新闻学是其翻版）。由于眉毛胡子一把抓，萝卜白菜一锅煮，许多情况下或曰语境下的新闻与新闻学名同实异，甚至南辕北辙。当然，学习、借鉴、影响在所难免，有些也是正常的、必要的，中国自古就以“取经”著称。即使如此，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得首先明确我们是哪一路新闻与新闻学，以及“自主知识体系”。按照上述新闻学十大原则，我们说的新闻与新闻学显然是指：一百多年来，在马列主义与中国道路的实践中，在“两个结合”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消化吸收中外古今一切优良传统而形成的实践体系与知识体系。其中，以中国的诞生与新中国的成立为里程碑，以马克思、列宁、李大钊、陈独秀、、习等为标志，以邵飘萍、范长江、邹韬奋、陈望道、邓拓、吴冷西、郭超人、段连城、齐越、穆青、范敬宜、南振中、梁衡、甘惜分、方汉奇等为代表。

　　新闻学与新闻业的关系，如同医学与医院、农学与农业、军事学与军队等，辅车相依，血脉相连。然而，时下新闻学与新闻业仿佛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一边是广阔的、肥沃的、有待开垦的学术处女地，以及堆积如山的问题，包括新闻实践、新闻理论、新闻人才（如何培养习要求的“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人才）等方面；一边是大量研究云里雾里、自娱自乐、不痛不痒、装神弄鬼，尤其热衷于列宁所谓“不结果实”、张文木所谓“不打粮食”的屠龙术与屠龙士。其中，最让外人不明就里的是，一些定位为新闻研究的期刊，除了新闻，天上人间，无所不谈——从冷战传播学到美国社会学，从天文学到植物学，从神学到玄学，琳琅满目、不一而足。诸如此类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归根结底在于现行的学术评价体系。由于对标欧美“一流大学”，新闻教育、新闻学院也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学院主事者、学科带头人无论乐意不乐意，一年到头绞尽脑汁争取高级别科研项目，而无法顾及新闻与新闻学的实践属性，一天到晚想方设法发表各种核心期刊论文（美国期刊最受青睐），而无法顾及十年磨一剑的著书立说。这种学术生态及其“非升即走”的弊政，一方面，使得老老实实做学问、扎扎实实搞研究者举步维艰，立足中国大地、为人民著书立说更难上加难，甚至教书育人这一本职工作反而成为非重要选项；另一方面，迫使大家不得不沉溺于玄虚式学术与悬浮性研究，以美西方层出不穷的新潮理论为依据，继之以机械僵硬的学术套路以及洋八股、学八股文风，制造“脱离中国国情、脱离人间烟火、脱离新闻实践”而又貌似高深的学院派论文。因此，不破解现行学术评价体系，势必难以“立足中国土，请教马克思”，难以正心诚意地走向社会、走向生活、走向实践，难以与中国道路及其鲜活的新闻宣传有机结合。

　　按照习文化思想，新闻与新闻学的要义在于治国理政、定国安邦。历史上现实中的新闻与新闻学大抵如此，包括罗斯福的“炉边谈话”、特朗普的“推特理政”。青年时期就受到新闻学影响的主席堪称新闻治国的高手。暂且不说他是人民解放战争中的“新华社最好的记者”“首席记者”，以及在抗美援朝、炮击金门、中苏论战、“小球转动大球”等时期撰写了一系列新闻精彩篇章，且看他于1956年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中下三册，就以遒劲之笔力，写按语、拟标题、改文章、发评论，左右开弓、纵横捭阖，推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巨变，既再造了千百万梁生宝、萧长春式的社会主义新人，又让各族人民组织起来，踏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如此世所罕见的解释世界改变世界的大手笔，对中国新闻与新闻学都是一笔宝贵财富。只要“走向历史的深处”（陈先达），特别是认真研究“五史”——党史、新中国史、社会主义史、改革开放史与中华民族史，摆脱学术殖民心态，戒除一事当前先去西方搜罗流行理论，再套用于中国问题的陈规陋习，当不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闻与新闻学建树。

　　这样的建树之所以欠缺，是因为我们的目标还不统一。如果目标是中国新闻学而非美国新闻学、民国新闻学，那么核心关切与定位自然聚焦于治国理政，定国安邦。换言之，如果说美国新闻与新闻学不管如何花样翻新，如何奢谈“自由民主”，终极关怀始终在于维系资本财阀垄断集团的统治，那么我们的终极关怀就是国泰民安，天下大同，即如毛主席重庆谈判期间应《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之请而留下的墨宝——“为人民服务”。虽然报道事实、追求真相、激浊扬清等均为新闻与新闻学的题中之义，也是严肃记者与学者的共同追求，但相对于治国理政、定国安邦以及为人民服务的终极关怀，则属于专业性、技术性的问题。不仅如此，只有锚定大道之行，专业技术才有意义，也才有施展身手的广阔空间。1930年，鲁迅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谈道：“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见《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同样，如果我们的新闻与新闻学锚定治国理政、定国安邦以及为人民服务，那么三分天下也有望统一了。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无论对社会政治，还是对新闻宣传，所谓“讲真话”听上去义正词严，细究起来更近于机械唯物论而非辩证唯物论，就像列宁说的：“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1]不从整体上、联系上、变化上把握事实，即便句句都是真话，也未必是真相。比如前些年，名不见经传的方大曾火爆异常，甚至比肩范长江、卡帕。据说他是所谓“报道七七事变第一人”。且不说不止一条史实表明，在他之前已有卢沟桥事件的报道；退一步说，即便第一个报道了七七事变，除了历史热点，又同其他报道有何区别呢？抗战期间的范长江、斯诺、沙飞等，无不深度介入、参与、影响了历史，如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而方大曾显然不在此列。古今中外，有谁听说“报道九一八事变第一人”“报道八一三淞沪抗战第一人”“报道平型关大捷第一人”“报道百团大战第一人”以及“报道攻陷巴士底狱第一人”“报道十月革命第一人”“报道偷袭珍珠港第一人”“报道攻破柏林第一人”“报道人造卫星第一人”……就算有如此这般“第一人”，往往也是机遇使然，没有张三有李四，没有李四有王五。所以，人们通常关心的是新闻及其意义而非记者本人，记者可以因为新闻而“出人头地”，新闻不会因为记者而“增加分量”。特别是，如果从整体上、联系中把握抗战以及抗战新闻史，了解数不胜数、血染疆场的革命记者、爱国记者，就像1942年反“扫荡”中壮烈牺牲的《新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何云等50余位新闻烈士（左权也牺牲于此，痛惜“一武一文，两员大将，为国捐躯”），便不难看到对于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即失踪的方大曾，如今突如其来的宣传热潮何其难承其重，堪称典型的列宁所谓“儿戏”。对此津津乐道，如获至宝，也可见马列水平以及历史文化底蕴之一斑。

　　那么，何谓实事求是？简言之，有两点：一是古今中外一切新闻理应遵循的底线，即马克思说的依据事实描写事实，而不能依据想象描写事实；二是辩证唯物论，如提倡的政治家办报。所谓政治家办报，乃指不畏浮云遮望眼，透过现象看本质，要多谋善断，不要多端寡要、言不及义，“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至于讲真话，一个一个的现象或事实应该讲真话，不能编瞎话，而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以揭示并把握事物的本质与规律，则远不限于讲真话，如张文木所说的“真话”“真相”要服从真理。比如，司马迁为李陵求情，讲的都是真话：弹尽粮绝不得已投降匈奴。但问题是当时家国天下的最高利益取决于抗击匈奴的成败，这是至高至大的真理，李陵最终投降及其示范作用，无论如何都有悖这一真理。司马迁虽然讲了真话，却未必是真理。总之，要既讲真话，更讲真理；既实事求“实”，更实事求“是”，正如习所强调的：“既准确报道个别事实，又从宏观上把握和反映事件或事物的全貌。”如果说准确报道个别事实是“讲真话”，即现象真实、具体真实，那么从宏观上把握和反映事件或事物的全貌则是“讲真理”，即本质真实、宏观真实。讲真话需要五六个W等新闻要素，以及“事实核查”等手段，讲真理则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更需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所以，与其说“讲真话”，不如说“讲实话”，也就是实事求是之话：新闻工作者的能力不仅在讲“实事”，更应讲“求是”。“实事”和“求是”，两个工作都得做。事情的对错只有在大局中才能被认识。一个国家的决策有对有错，但是国家像苏联那样没有了，或者国家分裂了，还有对错吗？如果大局没有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会行百里者半九十，再回到100多年前受人家欺负，这个是事物的本质。某些西方国家要的就是这个，而不是他们挑起的什么“是非”。[2]

　　陈力丹提出“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就是说读懂弄通原典，才可能确立并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马克思主义是解释世界改变世界的科学思想，是革命性与科学性有机统一的理论武器，“认真看书学习”是“姓马”与“信马”的必要前提。此外，还得把马列主义及其新闻观同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相结合，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今天说来，就是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联系起来，与民族复兴以及全体人民而非“一部分人”的幸福安宁联系起来。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才是活生生的，就像1956年中央《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所言:“辛勤努力，掌握大量材料，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方法，用人民的语言，很有说服力地去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3]否则，既分不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汉贼而两立”），更分不清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所谓修正主义，即看上去貌似马克思主义而实则丢掉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如革命性、实践性、人民性，成为书斋里的学问或“书斋里的革命”，就像西方马克思主义，无关生死，无关痛痒，从而使马克思的敌人也乐观其成。苏联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原因也在于马列主义名存实亡而修正主义大行其道。七、舆论监督还是批评与自我批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方面万象更新，生机勃勃，一方面各种文化乱象也更行更远还生，如不绝如缕的虚无主义。就新闻与新闻学而言，美新观逐步排斥乃至不同程度地取代马新观，可谓八十年代以降的一种总趋势②，直至新时代才得到遏制并开始逆转。这也是我们在《从人民新闻学到中国新闻学》一文中详细论及的，取代“人民新闻学”的“现代新闻学”③。现代新闻学以貌似去政治化的冷战传播学为先锋，以“自由化”思潮为背景，以形而上学唯心论的世界观、历史观为基础，至世纪末“传播学”进入国家学科目录而初成。其间，舆论监督话语取代批评与自我批评话语，也是典型一例。作为一套西方政治话语，舆论监督与资本主义道路有机关联。众所周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社会均陷入原子化、丛林化、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所谓分权制衡以及三权分立等，本质上属于各大利益集团坐地分赃的政治运作。其中，媒体作为不同资本集团的耳目喉舌，自然你掐着我、我掐着你，并美其名曰“监督”或“舆论监督”，还被赋予“第四权力”“无冕之王”等名衔。而社会主义道路及其新闻与此格格不入。我们首先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敌人实行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既表扬好人好事，也批评坏人坏事。同时，任何批评者都必须接受批评并进行自我批评，不能拿着马列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就像常见的异地监督）。由此形成两套机制，一套由国家机器实行的专政机制，一套由各级各类组织与全体人民实行的批评监督机制，即所谓“全过程人民民主”，而非仅靠媒体与记者关门办报办台的所谓舆论监督。两套机制共同保障社会主义行稳致远。这里，舆论监督取代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要害，还不在于监督形态及其利弊得失，而在于“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讲舆论监督，就势必牵连着一整套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与话语。美新观一度明里暗里取代马新观的症结正在于此。比如，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全面领导，是我们的根本原则——“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4]。而遵循美西方所谓舆论监督的话语及其逻辑，媒体高高在上，俨然大权在握，一切无不成为监督对象，顺理成章也隐含党的领导（至少逻辑如此）。看看苏联解体前的新闻乱象，就略知一二了。所以，诸如此类变异绝非单纯的新闻问题（新闻从来也不单纯），或技术性、操作性问题，而是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何去何从的道路问题。

　　从实践角度看，舆论监督固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像央视《焦点访谈》栏目的“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与此同时，也难免利弊参半。诸如卧底、等本来不该是记者的工作，而属于国家相关机构以及各级各类组织的职责，包括公安部门、司法系统、监管机构等。这套做法不仅危险且涉嫌违规甚至违法，更要命的还在于无形中把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媒体，摆在同各方分庭抗礼的位置。当此时，即使记者无不出于公心而绝不以权谋私，也常常导致“人民内部”关系紧张，甚至激化矛盾。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舆论监督数十年，之所以难以广泛推行，也难以为继，表面看似乎在于一些部门讳疾忌医，防火防盗防记者，而根源恐怕在于这套美新观及其做法，同光明正大的中国道路以及中华大一统传统圆凿方枘。新时代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也需清理新闻与新闻学一系列“转基因”问题，包括习焉不察的此类概念、理论、提法、做法等，不能将错就错，乃至一错到底。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为此，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回归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新闻媒体不仅激浊扬清，批评一切有害党和人民的问题，而且也时时反躬自省，不断自我批评，从而也让被批评者感到平等受尊重，而不是钦差大臣高高在上，持尚方宝剑颐指气使。由此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并落实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充分地享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主权利，这才是我们应该奉行的人间正道与新闻正道。

　　前两年，一名网红批评新闻教育新闻学的言论，引发全社会关注。由此引发的各方热议，无非两种：“好得很”与“糟得很”。作为接触新闻近半个世纪的过来人，我的感受就像《双城记》的开篇名言：最好的时代，最糟的时代；智慧的年代，愚昧的年代；光明的季节，黑暗的季节；希望的春天，绝望的冬天[5]。一句话，既好得很，也糟得很。好得很的显著标志，是新闻学列入党和国家的“支撑性学科”，即习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里提的十一门“支撑性”学科：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宗教学、心理学。这在古今中外历史与新闻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也是令中国记者与新闻学者倍感鼓舞的。糟得很的突出体现，是2024年新版学科目录——这个关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的纲领，不仅没有体现新闻学的核心地位与统领地位，反而进一步弱化、边缘化新闻学，使之由老版学科目录的三分之一而大幅度跌至七分之一（且不说还掺杂美新观内容）。④如今，放眼新闻学科、新闻学院、新闻教育，一多半内容已同新闻与新闻学风马牛不相及——有如农学院办医院，医学院谈兵法，军事学院培育良种。

　　何以如此？原因也在于趋之若鹜的“万物互联技术控”，把新闻与新闻学关键问题等同于新媒体、新技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元宇宙、人工智能等，短短几年间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若许天。其中的基本逻辑或话术是说：狼来了，狼真的来了，这一次确实来了，天翻地覆慨而慷，宇宙洪荒大腾挪，从此便山不是山，水不是水，人不是人，鬼不是鬼。而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联合国把网络列为“第四媒体”以来，虽然传播技术不断迭代，新闻生态也发生丕变，但山河依旧，人世依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进而影响意识形态的真理，更是稳如泰山并越来越得到国内外社会历史的证明，也越来越得到包括所谓Z世代青年的信奉。所以，新闻生态虽然今非昔比，但中国记者的核心理念与使命担当始终系于家国天下，新闻记者的核心本领始终在于挖掘事实，追求真相，报道新闻等。具体说来，无非四条：一是马列主义的理论功底，二是广博深厚的文化底蕴，三是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功夫，四是采写编评播等专业技能。概括起来，就是习讲的“四力”：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今天，高精尖技术越来越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我国更是紧追不舍，既赶超世界一流水平，又与实际工作紧密联系，包括外溢辐射到新闻与新闻学。对于如此高科技领域，热热闹闹的新闻学研究，铺天盖地的核心期刊文章，大多隔靴搔痒，甚至不着边际。就像对人体解剖、经络理论、临床经验等一无所知者，却侃侃而谈生物医学工程，如此怎不让网红以及各方诟病：急功近利，误人子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有道是，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否则网红预言真可能成为未来新闻教育新闻学的噩梦与现实。

　　④拙稿《“保卫新闻学”：略论中国新闻学的学科建设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出一种学科目录设想：如果切实遵循而非口惠而实不至地响应新时代新思想，并确立文化自觉与学术自觉，那么一级学科名正言顺应该是十一门支撑性学科之一的新闻学，而不应再延续误入歧途若许年的“新闻学与传播学”或“新闻传播学”。然后，在此基础上，按照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中国新闻学的政治定位与科学规律布局二级学科，比如可以考虑：基础理论，包括马列理论、新闻理论、舆论与宣传、西方新闻学传播学等；新闻史，包括中国古代、中国近代、新中国、世界各国等；新闻报道实务，包括采访写作、名家名作、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播音主持、新媒体短视频等；国际新闻，包括采访写作、节目制作、对外传播等；社会主义媒介经济学（“社会主义”一语必不可少而非穿靴戴帽），包括广告、公关、经营管理、文化产业等；新闻社会学，包括媒介社会学、文化与传播、传播技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