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为何衰退——理解社交媒体时代OD体育官方网站- OD体育APP下载- 世界杯指定投注平台的虚假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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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2016年的虚假新闻浪潮已经过去近两年时间，但学术界对这一议题仍旧抱有浓厚的兴趣，在2018年的国际传播学会（ICA）年会上，依然有6%的论文直接与虚假新闻相关，对于虚假新闻的研究路径和取向也更加多元。除了对于2016年美国大选中的虚假新闻进行讨论之外（Allcott & Gentzkow, 2017），有更多学者开始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挖掘虚假新闻的传播路径和产生原因（Vargo et.al, 2017；Lazer et.al, 2018），讨论虚假新闻的历史与演变（Rich, 2018），或将目光聚焦于传播技术的变化对于虚假新闻传播的影响上（Brummette, et.al, 2018）。

　　伴随着印刷术的普及，报纸成为了传递信息的重要工具。但在美国政党报业时期，报纸却成为了制造谎言、污蔑政敌的主要武器。1828年总统大选前，候选人安德鲁·杰克逊的竞选团队在自己的报纸上撰文称其竞争对手昆西·亚当斯为了得到沙俄的支持，买下了一位女孩进献给俄国沙皇作为礼物；作为报复，昆西·亚当斯则在报纸上散布消息称杰克逊的母亲曾经与黑奴有染并生下了一个孩子。由于双方利用各自的报纸散布各种虚假信息，进行毫无底线年的美国大选被视为“最肮脏”的一次选举（Ingram, 2017）。由于党派之间为了政治利益而相互攻讦，使得社会对于新闻业的信心也开始衰减。托马斯·杰斐逊在给友人的信中感慨，“不读报纸的人比读报纸的人还能够更接近真相”（Jefferson, 1807）。

　　进入到了商业报刊时代，虽然真实性原则和专业主义的法则逐步确立，却并没有阻止虚假新闻不断地出现。基于政治目的的虚假新闻暂时消退的同时，为了商业目的而炮制的假新闻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导。从世界上第一份商业报刊《纽约太阳报》开始，编造虚假信息以吸引读者购买成为了出版商们的惯用套路。1835年，《纽约太阳报》发布新闻称著名天文学家赫歇尔利用天文望远镜看到了月球的景象。据他的观察，月球上有蓝色的类似山羊的动物和用宝石制造的庙宇，还有类似地球的鲜花、树木和湖泊。这一报道引发了美国社会的轰动，《纽约太阳报》的发行量由8000份蹿升至19000份，一举超过《》成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日报（Standage, 2017）。这一事件史称“月球骗局”（Moon Hoax），是印刷媒体出现早期最为著名的虚假新闻。

　　但在几个月后，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是科威特政府精心策划的虚假新闻。伟达公关（Hill and Knowlton）应科威特政府的要求，安排科威特驻美国大使的女儿扮演护士Nayirah，教她表演了这一段证词并在美国众议院的人权委员会上作证。通过ABC等电视新闻对这一证词的报道，包括时任美国总统的老布什和普通民众都采信了Nayirah的说法。这则假新闻对于美国的军事行动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也被视作公共关系领域的经典案例（Grunig, 1993）。但对于美国的电视新闻业而言，这无疑是对其声誉的严重打击。特别是电视表现出的“冷媒介”的特点，使得理性的讨论让位于情感的表达，非常容易影响到受众的判断，更是为虚假新闻的传播提供了机会（Van Eemeren, 2010）。

　　不论是海外的Facebook，Twitter还是中国的微信朋友圈，在建立之初都是以拓展人际网络、发布个人信息为主要目的。但社交媒体天然具有的强用户黏性和流量优势，使得这些社交媒体几乎不约而同地走上了拓展“副业”的道路。进军新闻业则成为社交媒体一种自发性的尝试。2015年以来这一趋势开始日益明显，在Facebook推出“即时文汇”（Instant Article）之后，苹果推出“苹果新闻”、Twitter发布“时刻”（Moments），相继进军新闻市场。但社交媒体进入新闻业造成的影响却逐渐超出了人们的预期，由于社交媒体具有的强大互动性和高度开放性，专业化的新闻生产逐渐受到“自媒体”“公民新闻”等新闻生产形式的冲击。非专业新闻工作者进行的新闻生产内容在社交媒体这个开放平台上进行广泛而难以监控的传播，对传播的新闻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Robinson & Deshano, 2011），在新闻生产、信息流动和把关机制三个层面，助推了虚假新闻的形成与扩散。

　　在新闻生产层面，传统媒体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的新闻专业主义价值在社交媒体平台的新闻生产中受到冲击。美国大选期间大量社交媒体上虚假新闻都是来源于马其顿的小镇维勒斯（Veles），当地年轻人自己购买域名建立网站（例如“每日趣事”等），编造关于特朗普或希拉里的虚假新闻并将其发布在自己的网站上，再通过社交媒体进行转发以骗取点击量，并以此获取收益（Subramanian, 2017）。美国大选期间著名的虚假新闻“教皇支持特朗普”最早就出现于马其顿的一个虚假新闻网站上，并通过Facebook得以广为传播。在大选之后，美国还指控俄罗斯政府通过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散布假新闻，以影响美国社会的舆论并干预了大选的结果（Snyder, 2018）

　　但在社交媒体主导了新闻业的当下，对于社交媒体平台的规制成为了遏制虚假新闻传播的重要手段。德国《网络行动法》成为第一个对社交媒体传播虚假新闻进行规制的法案。《网络行动法》规定，超过200万用户的互联网平台必须在受到投诉24小时之内删除或屏蔽“明显的非法内容”。对于存有争议的内容，互联网平台也必须在七天之内对其进行处理，并将结果反馈给投诉者。对于没有尽到监管责任的服务商，最高会面临5000万欧元的巨额罚款。传统的事实核查都是基于新闻编辑室内部的自律，但社交媒体的出现却使得信息流动超出了传统媒体事实核查的边界。受众接触信息之前最后一道“把关人”的角色由媒体变成了社交媒体平台，引发了政府对于社交媒体平台作为事实核查者的监督。

　　此外，社交媒体不仅使虚假新闻的生产和传播更加便捷，也同时为受众营造了“过滤气泡”，影响了受众能够接触到的信息环境（Dylko et.al, 2017）。有实证研究证实，虚假新闻的受众规模相比于传统主流新闻而言是微不足道的，但这个小规模的群体内部却具有高度同质化的信息获取取向（Guess, 2018）。受制于其社交属性，社交媒体为受众搭建的“信息环境”是高度同质化的，这就潜在的导致了虚假新闻的受众逐渐极化，形成封闭的小圈子（Sophr, 2017）。因此，对于如何解释此次虚假新闻浪潮，大量研究都立足于信息论的视角，尝试通过技术变迁的维度解释社交媒体作为一个改变信息传播流和把关模式的媒介，是如何影响到虚假新闻的传播。

　　以上三种研究取向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对于虚假新闻为什么会对现实环境产生深刻的影响提出了不同的解释。“社交媒体主导论”根植于多伦多学派的理念，强调个人化和网络化的社交媒体技术对于虚假新闻的生产和传播具有的影响；“受众心理主导论”则来源于社会心理学，更多强调受众的信息获取行为在引发假新闻传播中的主导作用，而仅仅将社交媒体视作虚假新闻传播的助推器；“政治修辞主导论”则立足于建构主义的视角，将目光置于“虚假新闻”这个概念和话语本身，认为所谓的“虚假新闻浪潮”是一套被建构起来的话语。虽然三种研究取向对于如何解释虚假新闻提出了完全不同的分析，但基于类型学（typology）的视角，这些研究维度共同为全面地理解此次虚假新闻浪潮的出现和社交媒体在其中的作用提出了帮助。